封建盛世最佳的宣传品汉赋-【资讯】

发布时间：2021-08-03 09:37:14 阅读：次来源：办公柜厂家

讲到中国古代文学史，简单概括之，不外是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其实，在两汉，其散文（主要是政论文、史学著作）、乐府（也是种诗歌）、诗歌的水平也是很高的，成就也是很大的。但要说汉朝最有代表性的文学题材，还是赋。尤其是西汉时期，更尤其是西汉中期政治最安定、经济最鼎盛之时，作为“盛世雄文”的赋，影响巨大。至于东汉依然汉赋甚盛，那也是西汉的延续。

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兼有散文和韵文的两栖性，其主要性质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赋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它大约产生于战国后期，接受了纵横家游说之辞及楚辞的巨大影响，到了汉代瓜熟蒂落，达到鼎盛时期。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将其看成汉代文学的代表。汉以后虽然仍有所发展，出现了六朝的骈赋（即四六骈俪文）、的律赋和以来的文赋，亦不乏名篇，但就总体成就来说仍首推汉赋。

汉赋（主要指大赋）产生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汉，汉赋的恢宏气势正是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的艺术体现。汉赋对国土之广阔、水陆物产之丰盛、宫苑建筑之华美壮丽，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之隆盛，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歌颂，表现了炎黄子孙对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对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肯定，也表现了对客观世界的热爱。汉赋的表现形式虽然有呆滞堆砌的特点，但那种注重世界的整体性、审美对象的对称性的特征，事实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整体性把握的思维特征。

汉赋按体裁取向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抒情述志的短赋，如汉初贾谊的《吊赋》、东汉的《归田赋》、汉末赵一的《刺世疾邪赋》等；另一类则是以铺陈排比为主要手法的“体物大赋”，它是汉赋的主流。汉代大赋滥觞于汉初枚乘的《七发》，此赋假设楚太子与吴客的问答，以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饮食、漫游、田猎等盛况，词采华丽，气势如虹。《七发》影响很大，以至形成了“七”一类的文体。

西汉中叶，经济文化发达，国事强盛，武帝等君主又好大喜功，雅好文艺，于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要目的的大赋就应运而生了。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家首推司马相如，其代表作是《子虚赋》和《上林赋》。这两篇赋是假托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对话，对田孜、诸侯的田猎盛况与宫苑之豪华作了极为夸张地描写，并归结到歌颂汉帝国的强盛与天子的威严。作者在赋的末尾，委婉地表示了惩奢倡俭的用意。但由于赋的主要篇幅与精彩部分便是铺陈描写，这种“曲中奏雅”的方式只得了 “劝百讽一”的实际效果。所以，司马相如《大人赋》本欲讽谏武帝喜好神仙，但武帝读后反而有飘飘然有凌云之气。

大赋的另一重要作家是西汉末年的扬雄，其代表作《甘泉赋》、《羽猎赋》等。这些作品在题材、思想倾向、结构手法上与司马相如的大赋很相似，不同的是讽喻成分有所增加，铺陈描写也更加深沉。杨雄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扬马”，成为后人心目中大赋的典范作家。此外，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也是汉大赋的代表之作。这些作品在描写时，更注意地理形势及物产民俗等实际内容，与以虚拟想象为主要写法的早期大赋有所不同；但铺张扬厉、曲终走雅的基本体制，仍同于“扬马”。

汉赋四大家便是西汉的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公元前118）、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东汉的班固（公元32—公元92）、张衡（公元78—公元139）。班固不但是大文学家，更主要是大史学家；张衡不但是大文学家，更主要是大科学家，后文中还要详细介绍他们。

司马相如，小名犬子，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著名作家、音乐家，辞赋大师与代表人物。因仰慕以、将相和衷而大名鼎鼎的战国时赵人而改此名。少时好读书击剑，时为武骑常侍小官。景帝不好辞赋，他怀才不遇，无奈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之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艳美铺陈，极尽文采。

梁孝王死后，年少孤贫的司马相如弃印归蜀，路过临邛（今四川邛崃），结识大商人卓王孙美丽的寡居之女卓文君（但据说仍为处女，因她许配之皇孙无福，未待成婚便已匆匆辞世），此女善鼓琴、喜音乐、懂文学，慕相如大才，躲帘后偷听，相如以琴心挑之，一曲《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使之怦然心动，毅然冲破封建礼教，星夜离家私奔相如，成为我国有史可据的第一个与其他男子私奔的寡妇、第一个勇敢冲破封建礼教藩篱的女性，双双同归成都。然相如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文君就把自已的头饰当了，开了一家酒铺为生。卓王孙原本强烈阻挠其婚事，闻知后倒也无奈，还是面子重要，只得送了一大笔钱给他们，算是酒铺的投资参股吧。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如郭沫若就曾写有《卓文君》的话剧，《西厢记》中的张君瑞追求崔莺莺时也将相如当成了偶像，成都人甚至封他为“情圣”。

即位，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更磅礴华丽之《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其时另著有《哀二世赋》、《天子游猎赋》、《长门赋》等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大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晚年还作有《封禅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过了一年，又召为郎，转迁孝文园令，常称疾闲居，有消渴疾（即糖尿病），病免，卒。文君著诔文，流传于当世，翌年亦追随夫君于地下。

天府巴蜀，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数千年来，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学，涌现出了一批享誉全国的文学大家，司马相如应该是其中最早的一位，被后人给予高度评价。而其妻卓文君又是另一位文艺才女，且是才貌双全之历史名女，与蔡文姬、班昭、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才女，也当在中国古代十大名美女之列。书上形容其美貌：“眉色远望如山，脸际常若芙蓉，皮肤柔滑如脂。”且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在一些人心目中，司马相如是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诚然，此君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多才多艺，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才士；他琴挑卓文君，赢得这位美女芳心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但若仅仅将他视为“风流才子”，那就是皮相之见了。事实上，除了一表人才、满腹诗书之外，相如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堪称一代伟丈夫。他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固然是惊世骇俗之举；婚后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大大方方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叫卖（即今之坐台是也，而成为我国有史可据的第一个女店员、第一个坐台女士），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即洗碗是也）市中，旁若无人，依然开心，且夫妻俩相敬如宾、融融洽洽，也是一般儒生所做不到的。

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却从未愿意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从不与那些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为伍，不愿作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而是在有条件时争取有所作为，难有作为时便努力保持自己节操，“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汉书·司马相如传》）所以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担任的基本上是一些低级闲职。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但文人也并非十全十美，司马相如同样难免遭美色之染。其后期渐显达，想纳妾，甚至喜新厌旧，打算休妻（当然是名美女、名才女卓文君女士，但这时也已未免有些人老珠黄了）。据《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全诗为“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不过后世考证家们断言，此诗只是民间作品。还有同样意思的所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诗作，传说也是系坚持爱情专一、反对一夫多妻的卓文君女士为劝夫而为，终使相如回心转意、和好如初，更显见乃后人杜撰。

扬雄，一作杨雄，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与司马相如同乡，以文章名世。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 40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他的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称帝后，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死。后召为大夫。

扬雄在辞赋方面最服膺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早年所作《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风格模仿司马氏的《子虚》、《上林》等赋，极尽描写，辞藻华美。后来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对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在思想史上有一定价值。另有语言学著作《方言》等。